1926年9月，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劉伯堅等人的幫助下，馮玉祥部在綏遠省五原誓師，響應(yīng)北伐戰(zhàn)爭，吉鴻昌率三十六旅千里馳救被圍困數(shù)月之久的西安，使西安城轉(zhuǎn)危為安。

       1927年三十六旅擴編為十九師，吉鴻昌升任師長，率部進駐潼關(guān)。這一時期，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共產(chǎn)黨人在部隊開展政治工作，一方面同著名共產(chǎn)黨人劉伯堅、宣俠父、魏野疇等親密往來，向他們請教革命道理。

       1927年7月蔣、馮徐州會議后，第二集團軍內(nèi)部進行清黨“送客”，大批共產(chǎn)黨人被“禮送”離隊，而在十九師，吉鴻昌不僅沒有搞“送客”，還暗中保護了一批共產(chǎn)黨員。1931年夏，因特務(wù)告發(fā)，吉鴻昌的潢川起義計劃夭折。1931年8月，蔣介石解除吉鴻昌的兵權(quán)，強令他“出國考察”。

       吉鴻昌此次出洋，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(fā)。吉鴻昌環(huán)游了歐美等十余國，沿途向各地僑胞積極宣傳抗日。

       一次，他要往國內(nèi)郵寄衣物，美國郵局的職員竟說“不知道中國”，吉鴻昌非常氣憤，跟著監(jiān)視他的國民黨特務(wù)卻勸告他說：“你若說日本人，便可受到禮遇。”他怒斥道：“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，我卻認為當中國人無上光榮！”回到旅館，他當即找來一塊小木牌，寫上“我是中國人”5個字，下面還用英文作了翻譯。以后，每逢赴宴或出入于大庭廣眾之處，他都把這塊木牌佩戴胸前。

       1932年2月28日，吉鴻昌從國外回到上海。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，商談抗日救國活動大計。同年秋天，他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
       1932年10月9日，馮玉祥決心與中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，吉鴻昌則在天津為抗日武裝發(fā)動察哈爾抗戰(zhàn)計劃而四處奔走。他毀家紓難，變賣家產(chǎn)六萬元購買槍械。1933年3月下旬，他按照黨的指示，急赴張家口，協(xié)助馮玉祥揭旗抗日。

       1933年5月26日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宣告成立，吉鴻昌任第二軍軍長。6月20日，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。他率同盟軍主力分3路北進，在一個月內(nèi)，抗日同盟軍接連收復(fù)察北四縣，使日軍遭到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第一次沉重打擊，震動中外。

       1934年5月，吉鴻昌參與組織了“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”，他被推選為主任委員。這時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飛路40號的家，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(lián)絡(luò)站。在樓上一角，他還設(shè)立了簡易印刷所，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機關(guān)刊物——《民族戰(zhàn)旗》和黨的秘密文件。

       吉鴻昌的活動引起了敵人的密切注意。蔣介石嚴令北平軍分會不惜一切手段逮捕暗殺吉鴻昌。11月9日晚，吉鴻昌被捕。

       在國民黨北平軍分會舉行的所謂軍法會審時，他義正詞嚴，變敵人的法庭為講壇，歷數(shù)國民黨反動派禍國殃民、殘內(nèi)媚外的罪惡，莊嚴宣稱：“我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黨員，能夠為我們黨的主義，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(yè)而奮斗，這已是我畢生最大光榮。”

       臨刑前，他以樹枝作筆，以大地為紙，寫下了正氣浩然的就義詩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國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頭！”1934年11月24日，吉鴻昌英勇就義，年僅39歲。

       2009年，吉鴻昌被評選為“100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

       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說：“父親已經(jīng)離開87年了，但我一直覺得他就在我身邊，他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。父親是我們黨的驕傲，民族的驕傲，他的英雄事跡，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不竭的精神財富，他身上體現(xiàn)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氣，必將激勵一代又一代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(yè)不懈努力。”（來源：新華社）